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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认为推定违法行为人具有过错，不仅不符合保护人权的要求，而且也有违公正平等的价值理念，抵牾实定法的制度体系。

1982年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一规定其实更有助于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之外部界限。1.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外部界限 所谓外部界限是指，全国人大立法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界限。

此种职权并非常设机关之宪法地位的延伸，无法用功能关联性原理来解释，其实质是1982年宪法在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的面相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新发展。1982年宪法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与宪法监督权的配置，则不能借助功能关联性原理来解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权的主要方式是召开会议。（二）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政治控制还是规范控制 要准确认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仅仅区分监督工作与监督宪法的实施这组概念，仍显不够。进入专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权 合宪性审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都行使国家立法权，但各自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并不完全相同，将这二者加以对比，能更好呈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正当性基础。1954年宪法改变了上述体制，其第47条明确将中央人民政府界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第30条创设了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地方政府取缔孟母堂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问题，学者们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孟母堂的教育行为的确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

[19]其中基本文化政策条款的数量最多。[37]《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其次，该条后半部分附条件规定了国家的促进义务，即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15]孟母堂的开办与停办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争论，该事件也被评为当年的十大宪法事例之一。

(二)《宪法》第47条释义 《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样的规定方式与第22条采用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表述方式形成了呼应，同时也与该条前半部分隐含的社会权利属性相一致。

(二)文化立法与文化执法的裁量空间大 国家机关在文化权力行使的内容、方式、程度等方面的自主性程度高。从该表述所包涵的内容看更接近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25]规定的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因此并不完全属于自由权的范围，而是同时具有社会权利的特征。四、回应不足的合宪性审查机制运行 宪法条文的内在紧张关系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权的行使得到缓解，在矛盾无法调和时甚至可以通过修宪得到最终的调整。尽管如此，目前的裁判数据分析表明，法院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援引宪法进行裁判说理甚至直接适用宪法条文裁判案件，其中，以宪法作为判决依据的案例2015年有10件，2016年有19件，援引宪法作为裁判说理依据的数量稍多，但每年也仅有一两百件。

在《宪法》明确了宪法解释和监督的权力主体，《立法法》规定了合宪性审查的启动主体、反馈机制以及法律后果，甚至也存在违宪审查和宪法解释的实践诉求的背景下，宪法解释的实践缺失显然成为制度上最为关键和明显的特征。[33]二审法院没有明确指出宪法的规定，但所运用的表述方式，则更接近于《宪法》第47条和第51条的表述。《著作权法》第1条也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11]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确立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强化了证人出庭义务。

包万超：《宪政转型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6期。三、文化权利条款在裁判说理中的解释混乱 文化宪法条款的内在冲突及其解释困境，反映到司法实践中就表现为裁判说理的混乱。

任何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及其他自由时，都负有不得超过自由界限的法定义务。[44]参见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

从文字表述上看，这部分的规定将文化权利首先界定为自由权利，同时又隐含了社会权利的界定。[7] See Asbjern Eid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Textbook, Second Revised Edi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1，p.142. [8]参见龚向和、刘耀辉：《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体系》，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积极的反传统的过程，新中国建立以来又叠加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塑造过程。尽管宪法第47条关于科学研究的自由可以解释出学术自由的含义，但学术自由的含义显然广于科学研究的自由。作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载体的文化财产需要国家保护。宪法中的文化条款在逻辑上形成了以公民的文化权利保障和国家的文化义务履行为核心、以国家的基本文化政策为引导、以国家机构的文化职权配置和文化责任承担为支撑，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文化宪法规范结构。

[32]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7841号民事判决书。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

[3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2年第2期。[14]参见赵瑜：《媒介市场化、市场化媒体与国家规制——从净化荧屏、反三俗和限娱令谈起》，载《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

例如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单独或者联合，对亲属相犯行为的定罪量刑先后出台7次司法解释，充分考虑了伦理规范对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影响。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另一方面，宪法关于国家的基本文化政策以及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具有概括性，同时又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不论是立法裁量、行政执法还是司法救济都无法以之作为直接依据，需要进行系统精致的宪法解释。从该案一审判决的说理来看，其中的言论自由应该是来自于第35条，而学术自由则明显引申自第47条的科学研究的自由。[9]国家的文化义务设定了国家在文化领域的权力界限，文化义务的严格履行有利于划清国家与社会以及国家与个人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空间，从而实现文化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平衡。

[59]汪进元：《宪法个案解释基准的证成逻辑及其法律控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因此，合宪性审查与宪法解释无论是作为两种权力还是作为两种制度都紧密相连。

[30]在《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出台前，以宪法第47条规定的文化权利作为说理依据的司法判决可以找到少量的实例。全国人大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宪法修正案具有民主同质性。

事实上，创作自由不是一个严谨的宪法权利类型的概括。如何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激活我国宪法审查机制需要做深入的理论研究。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与学术自由的含义也有重合。[23]参见王德志：《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5期。然而，第47条同时确认了文化权利的自由权利属性，由于允许国家附条件承担保护与促进的义务，从而有可能降低国家对文化自由权的尊重义务的严格履行，削弱文化权利的自由权利性质。[52] 前引[48]，韩大元文。

[28] 文化权利的双重性质使得国家义务的多层次性更为明显。专门的审查机构、可操作的审查程序、有活力的司法介入以及符合宪法规定的权力运行逻辑，将改变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不活跃的现状，最终将促使本文开篇所举例说明的由于国家在文化义务履行中的裁量权过大所导致的缺乏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弊端得以解决，使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的要求得到实现。

由于文化内涵的模糊性和文化领域的广泛性，实践中国家文化权力的裁量空间巨大，合宪性判断缺失的现状在文化领域表现突出。为迎合市场需要，节目低俗、雷同、抄袭、粗糙以及违规引进国外节目的情况比较普遍。

公民个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建议也可以见到有关的报道，如2016年苗永军就附条件逮捕提出的违宪违法审查申请。由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宪法进行说理，在缺乏权威宪法解释的前提下，容易出现对宪法条文理解上的混乱，造成宪法条文内涵的不稳定。